□耿 立 编著

编者按 谢孔宾先生是我市在国内卓有影响的书法家、书法教育家，他出身单县农家，幼时贫寒，经历坎坷，命途多舛，但久负奇志，四方跋涉，茹苦含辛，精研磨砺，终成一代书家。他学养深厚，性情豁达，宅心仁厚，为世人敬仰。今天起，本报连载耿立编著的《一个人与一个时代：谢孔宾传》，敬请关注。

序

这是一个倔强的灵魂，在苦寒的黄壤泥土上，追求物质之外灵魂满足的特立独行者。

当我20岁，认识谢孔宾先生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印象，冒出的这个念头，一直萦怀。

鲁迅先生在《野草·一觉》里写到过一种花，“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，还要开一朵小花，我记得托尔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动，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。”

托尔斯泰的小说叫《哈泽·穆拉特》。野蓟，就是牛蒡花。1898年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列夫·托尔斯泰散步回家。当他穿过一片刚刚犁过的黑土地时，一眼望去，除了黑土以外，什么也没有，连一根绿草也看不到。可是在尘土飞扬的灰秃秃的路旁，却长着一棵鞑靼花（牛蒡）。这棵花有3条幼枝，一条已经断了，断枝头上挂着一朵沾了泥的小白花；另一条也折断了，上面沾满了污泥，黑色的残枝显得垂头丧气，十分肮脏；第三条幼枝向旁边直伸出去，虽然也蒙上了灰尘，但还活着，中间部分还是红红的。这使他想起了哈泽·穆拉特。他真想把这一切都写出来，因为“在这一片田野上，只有它把生命坚持到最后，不管怎样总算坚持下来。”于是，他赶紧回家，用笔记下了当时的感受，后来扩充成了一篇中篇小说。哈泽·穆拉特是个英雄，不甘被蹂躏的英雄。和这鞑靼花一样，被压碎了，又抬起头来。这点也像谢孔宾先生的气质，他总是高昂着头颅，对抗着坎坷的人世。

我所理解的谢孔宾先生，就是这苦寒的黄壤平原里长出的一朵野蓟，努力地开出自己的花朵，展示自己的颜色给这片土地，在不可能完成的土壤上，完成了自己。

为谢孔宾先生写传记，是我一直的愿望，以前也零碎写过几篇东西，但总未有完整的审视、完整的记述。在去年的暑假，我又一次回到故乡，拜访谢先生。

我见到了先生的徒弟和学生，在先生家陪他吃饭聊天，想该怎样才能走近他，感悟他，记述他，还原他。

在谢先生的书房，听他谈艺，看他为朋友在扇面上题词。他回头问“题什么词贴切？”这是年已九十的先生，谦虚的问询。

在中午陪他喝羊肉汤，他一再劝我喝点酒，来增加气氛。又像回到多年前，我面对谢先生的那些时光，听他谈生活和艺术的衷曲。

在鲁西南这片黄壤平原，谢先生用笔耕作了一辈子。谢先生的字硬朗、英气、峻拔，又删繁就简。人们一见他的字，就会心头一凛，然后挺直了脊骨，好像在这书法里接了气。

我在上大学时认识谢先生，是他鼓励我、预期我，在他的期许里，我怕自己辜负了他。在先生身边三十年，我离开了山东，也离开了先生。先生有几次给他的女儿说，他梦到我来到他的书画案边，来到他家里。当时我在电话里听到这儿，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。

只要是我回山东，每一次都要先去拜访先生，请安。我感谢先生数十年的教诲，我的感恩方式就是做事，把先生的托付做到及格。

先生一辈子惠人多矣，晚年开帐收徒，当我还在山东的时候，收徒弟仪式都是我主持。我知道这不只是书法的传承，更是人格的传承，正所谓薪火相传、弦歌不辍。

这种拜师收徒，是一种契约，有一种肃穆的仪式感，谢先生很重视，每次都精心准备书法作品作为礼物，还要对徒弟简述书法也是做人。

唯有真实而扎实的功夫，读帖、临帖、读书，在人间不放弃一切的吸收，才可能有一丝的进步。唯有“师古师今师造化”，洞察物理，熟谙人情，融通万象的规律、意味，积累再积累，深入再深入，成竹在胸，了无滞碍，一旦发之于书，自能通神明之德，达万物之情。这是谢先生对书法的感悟，也是对学生的告诫。

没有经过汗水和持续的付出，没有人生的跌宕，没有对自身得失的舍弃，没有经过磨难，那样的艺术是轻飘的；艺术不是逃避现实的甲壳，而是对现实人生的回应，不敢进击、苟且、讨巧、虚伪、江湖气、小聪明，这都是艺术的致命伤。这也是我在写作的路上，从谢先生的身上悟出的。

一个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，在那些艰难的时日，谢先生敢于挑战世俗，隐忍世间的白眼折磨。其实书法不只是技巧和笔墨的熟练训练，更是磨砺心智的过程，也许这才是我想更深入谢先生内在探寻的意义。

在写作谢先生传记的过程中，我对他在困苦日子里的坚守忍耐十分地感佩，我时时想到罗曼·罗兰在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里所写：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，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。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，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

再就是，写先生的传记，是想为一些后来者提供一份疗治荒疏自己的良药。在人生的路途中，很多时间都需要精神的慰安和导引，人有多少次的颠仆，需要他人的鼓励和搀扶啊，有多少的路途需要他人的指点和矫正，谢先生常说：与高人相处。我想这里面的内涵十分地清楚，在高人那里获得启迪和恩泽。

谢先生一辈子在讲台传道授业解惑，在砚台也是苦心为弟子，为这片黄壤平原的书法而殚精竭虑。在前几年举办谢先生师徒书法展时，我曾写过一短文，作为书法展的序言：

曹州自古多拔剑相挺之士，厚重少文。谢公笔下故也多慷慨悲歌之气，然先生以墨化五彩，文教柔远，书法示德。因之少年才俊，怀抱利器，奔走谢门，巍然一时风气。

吾何人也，得见谢公师徒墨砚论道，为古老大地立心，为书道继绝学。其幸何如也？

今先生寿登八十，弟子以书法联展为先生寿，此别样情怀，足以风俗与化移易，为当代人树立楷范。

吾于艺术虽隔，但感于此，故涂鸦助兴。愿有识者流连墨迹，不能观谢家子弟，衣冠磊落乎？

果如是，为我谢曰：真慧眼，吾长揖之。

这是我真实的概括，对这片土地，对这土地上的人。我主持谢先生收徒仪式的时候，多次说这片土地有谢先生是大家的幸事，是书法的幸事，大家在先生的书法里汲取了力量和美。他烛照着人们，人们在书法里受到感动，也听到了先生的呼吁：对美的不懈追寻。

这个序言要结束了，我想到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里的一段，我初中最喜欢的一段：

“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。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一夜。现在他结实的身体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，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。圣者克利斯朵夫倚在一棵拔起的松树上；松树屈曲了；他的脊骨也屈曲了。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。他们长时间地嘲弄他，笑他。随后，黑夜来了。他们厌倦了。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得那么远，再也听不见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。在潮流澎湃中，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——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，嘴里老喊着：“走吧！”——他便走着，伛着背，眼睛向着前面，老望着黑洞洞的对岸，削壁慢慢地显出白色来了。

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，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。天又黎明！黑沉沉的危崖后面，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。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。于是他对孩子说：

“咱们到了！唉，你多重啊！孩子，你究竟是谁呢？”

孩子回答说：

“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。”

耿立

2020年庚子正月，大疫

第一章 童年

人有了经历，才会明白，有些东西是有冥冥之手拨弄的。我们常说命运、机缘、宿命就如柳絮，有的人出生就飘在了亭台楼阁上，有的人则是飘在阴沟死水里。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，你无法选择父母、地域，所谓的父母子女一场，就是偶然，父母想不到，子女也想不到。《圣经》上也有“神让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环境是有他的用意的。就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；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……”

不消说，大多人逃不脱这样的宿命，但也有少数的人没有沉沦在这种规定里，不甘对命运俯首称臣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少数人的刚健、挣扎，比如谢孔宾。

长短寿夭，宿命真的让人束手无为？人生即困境，这种困境史铁生认为是三个根本的永恒的东西，它构成了人的背景。一是孤独：人生来注定只能是他自己，人生来是被抛在他者中间，无法与他者彻底沟通；二是痛苦：人生来就有欲望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，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；三则是恐惧：人生来不想死，可是人生来就是走向死！这三种东西奴役着人、折磨着人，使人生布满了荒谬和残缺的孔洞。

承认“孔洞”是人生的应有之义，因为有孤独，才有实现爱的狂喜；因为有欲望，才有实现欲望的快乐！为了不在所谓命运的规定里过一种规定的生活，谢孔宾选择了书法，选择了和父辈祖辈不一样的人生。

是的，比如在运动场上，看到跑在前面的人，他们矫健的步伐，欢呼的鲜花和掌声，我们是否就退场哀怨？还是忍耐这人生的长旅，把路途交给汗水和努力？也许，我们的挣扎，就如在如来佛的手心，一辈子是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，但我们还是如鲁迅在绝望中肩住生命的闸门，为自己的人生注进意义？

不消说，谢孔宾是一个刚健进击的人。

一九三零年，谢孔宾出生在山东单县乡下的一个土房子里，没有一块砖，上面是草做的屋顶。这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地带，即汉高祖刘邦吕后的家乡，离刘邦的家沛县不足百里，离朱温的家砀山不足百里。唐天宝三载(公元744年)秋天，高适、李白、杜甫梁宋之游也是在这一带，他们一起漫游梁宋，登吹台，游梁园，狩猎于孟渚野泽。三人饮酒赋诗，高适还“至单父，与李白、杜甫等琴台赏玩，且于孟渚泽纵猎。”杜甫晚年曾写诗：“昔者与高李，晚登单父台。”晚年杜甫对这段与李白的游历无比怀念，念兹在兹，成为二人友情的佐证。

谢孔宾生于五月间，具体日子不可知。谢孔宾后来常说，当时偏僻农村人过得糊里糊涂，没有日历，孩子出生了，就出生了，没有特意记下。当时的中原农村都是这样，一天一天的日子，糊里糊涂地就过去了。冬天穿棉衣，夏天光脊梁；满清退位了，龙旗撤下来，换成青天白日；后来复辟了，又蓄起辫子；革命了，辫子就又割掉了；张宗昌来山东了，有张宗昌的法子；韩复榘来了，换韩大帅的。

人们在苦寒的土地过日子，生就生了，落地后了就让它像庄稼苗自然长，遇到大旱了遭蝗虫了，就看造化了，有的能成人，有的就夭折。这是事实。在谢孔宾上面有几个哥哥姐姐，有五个只活几岁就死了，大的那个哥哥活了13岁。死了，父母悲伤一阵，埋掉，日子还得过。风里雨里霜里雪里，最后只剩下谢孔宾和他的一个姐姐。

谢孔宾生下了，农村人迷信，怕这个男孩再养不活，就不能喊自己的父亲叫爹，而是喊大爷。

谢孔宾出生的地方在一个叫“辛滩区”里的西王堂村。辛滩区，这名字就可看出一些门道，这是盐碱滩地，不是旱就是涝，庄稼长不好，人们就靠熬盐、熬碱为生。人们吃的也不是海盐，而是这种盐碱地里熬制的含有杂质的土盐。当地有个传说，当年康熙帝南巡路过这里，看见这荒漠沙滩、枯河盐碱的土地，念及这里的百姓怎样活下来的，心里一阵酸楚，感慨这是一片艰辛贫瘠的滩区啊！从此“辛滩区”这名字就沿袭了下来。